“工业救国”梦破碎，寻找中国向何处去
       穆汉祥出生于1924年的湖北汉阳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家境清寒，却从不放弃学习，一心想要成为工程师，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与周蔚芸相识时，时值抗战胜利，都是初踏进大学校门的一年级新生，怀揣着对祖国和自己前途的美好幻想，希望在这所全国闻名的工科大学里，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穆汉祥在给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我为自己立下了格言，‘知识就是力量，真才实学是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的基础’。我最近勤奋读书，常常天没亮就起身，……”然而，梦想虽美好，现实却残酷。1949年3月，重庆交大复员到上海，途中，他们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苦难，实业救国之梦被逐渐击碎。
“从重庆到上海，我们走的是陆路。”周蔚芸回忆说：“从四川北部到陕西南部再到陇海铁路。我们坐着敞篷的卡车，没有篷，没有凳子，大家都坐在行李上面。卡车质量不好，加上山路难走，车子一边开一边抛锚。我是工业管理系，穆汉祥是电讯管理系，一车四十来人，时不时有同学生病。穆汉祥不仅上上下下搬行李、弄茶水，照顾生病的同学，慷慨地把自己的干粮和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帮助有困难的回乡难民。而且每次车子抛锚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帮助驾驶员修理、推车。我当时和电讯管理系另一个同学是车长，穆汉祥的热情侠义和乐于助人的性格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们渐渐走得比较近，经常谈心。”
       周蔚芸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化学家，母亲也受过教育，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并未有深刻体验。而穆汉祥却不同，他从小在贫苦的工人环境中生活长大，他看到身边的幼年同伴后来都因家贫失学，拾垃圾、做童工，便常常生发出“贫穷劳工的孩子为什么不能上学读书”的思考。
       他在考入重庆交通大学之前，在工业专科学校读过三年书，后来进了长寿二十六兵工厂，他身上的伤就是在那里留下的。周蔚芸说，她最初注意到穆汉祥，是在重庆的交通大学里，她和他都很喜欢看一份由“今天社”创办的壁报，“他身材短小而结实，宽阔的胸脯，虽然脸上和双手布满了累累伤疤，但眼光锐利，目光炯炯”。
       一路上，他们更是亲眼目睹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亲耳听见老乡们讲反动政权对他们的压迫，心情愈发沉重。过了宝鸡，到了陕州，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运军火，部队调防，强拉壮丁，用绳子串螃蟹一样把人一串串捆绑拉起来，穆汉祥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对周蔚芸说：“看样子，政府签订‘双十协定’是假的！和平建国是谎话。”
       火车上，同学们被塞在装牲口的铁皮车厢里，面黄肌瘦的难民则挤在车厢顶上，到了陇海铁路，隔着一个月台的头等车厢里，他们却看到许多穿戴整齐的日本兵舒舒服服地坐着，国民党军官还在旁边殷勤招待。穆汉祥气愤地想跳出车厢上前质问，后因火车马上要开，被同学们拉住了。
       大家都无法释怀，为什么作为“战胜国”的大学生们被挤在装牲口的车厢里，而这些在中国犯下杀戮罪行的日本战俘，却能坐在头等舱享受？穆汉祥对周蔚芸说：“我们热心地想把国家建设得强大起来，但是，现在你瞧：有这么一股力量却要把它往毁灭里拖！”
回到上海，他们又再次体会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周蔚芸说：“那时候闸北有个普善山庄，每天都会有一辆卡车，把在路上倒毙的灾民、百姓丢到卡车上运到那里埋葬起来。走在大马路上，经常听见‘美国货’‘花旗货’的叫卖声，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物价飞涨；打开报纸，尽见工人店友失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沦为娼妓、教员贫病交加投江自杀这些新闻，对这一切，国民党官员并不关心，他们一心想的却是‘五子登科’——位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
       抗战胜利，百废俱兴，本来以为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但这一梦想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工业兴国的念头也开始动摇。穆汉祥常常自问：“我们还能像以往那样勤奋读书，为成为工程师、厂长、出国留洋而奋斗吗？”

中国应往何处去？
       周蔚芸和穆汉祥在一起时经常讨论这个话题，他们都深深地感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祖国还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必须要找到答案，寻找革命的真理。
       后来，在交大进步同志的帮助和指点下，两人参加了地下党通过进步社团组织的许多政治集会和活动，比如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周总理和史良、沈钧儒等进步人士的演讲会等。他们如同漂泊在黑暗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突然望见了灯塔，开始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的进步书刊，看《新民主主义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苏联大使馆组织放映的电影《列宁在1918》……
他们逐渐明白，只有跟着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三大敌人，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拯救祖国。

以天下为己任，投身革命运动
       1946年上半年，全国十九省发生了灾荒，据当时官方统计，单湖南一省，平均每天就饿死六百人。穆汉祥和曹炎等湖南的进步同学发起了救灾运动，地下党组织也及时支持和领导这个运动，并进一步引导救灾运动与全上海正在蓬勃开展的反内战斗争汇合起来。
       当时，交大校内国民党、三青团的势力还相当大，学生自治会里也有他们的人，他们到处散布“学生不要过问政治，反内战是共产党的阴谋”的谬论，进行一系列挑拨、拉拢、威胁的活动，企图迫使学生接受所谓的“只救灾，不反内战”的主张。
其中有几个三青团分子与穆汉祥是在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同学，他们知道了穆汉祥是发起者之一，就准备游说穆汉祥出来反对反内战。穆汉祥断然拒绝，并从此和这些人不再往来。后来通过系科代表大会的激烈辩论，交大通过了救灾反内战的决议，还成立了救灾反内战委员会，穆汉祥和曹炎等一起发起组织“知行社”社团，以“求真知讲实干”为宗旨，开始了他的革命政治斗争历程。
救灾反内战运动后，穆汉祥和周蔚芸就开始办交大民众夜校。
       那时基督教青年会下有一个组织叫学生救济会，每年会拨一笔钱给交大，资助清寒学生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生活辅导组让周蔚芸和土木系的级长负责办民众夜校，周蔚芸对办夜校没有经验，就找到穆汉祥，问他的意见。
       曾经亲身感受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穆汉祥向周蔚芸提议，民众夜校要办成帮助没有钱读书的工人和失学失业青少年重新获得知识的学校。他们自己动手修理残缺不全的桌椅、门窗，写招生广告，在大街小巷上拎着浆糊桶，一张张粘贴，并邀请清寒同学当老师，自己编教材、抄写、印刷。
       “大概一个多礼拜之后，就来了一百多个学生报名就读，我们将学生分成成人班和儿童班共六个班。至于教材，穆汉祥反对沿用国民党教育局编的课本，他说书本上的内容与工人们的实际生活不相关，我们要自己编。于是我们就到福州路上的北新书店，找到一些活页文选，其中有很多鲁迅、朱自清的文章等，作为教材。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与基督教团队有过分歧，他们要求在课堂上唱赞美诗、读《圣经》，我们表示不赞成，学生们也提意见，他们便退出了。以后，我们还学陶行知的育才学校的办学模式，把成人班学习好的同志，聘请到儿童班当老师，称为‘小先生’”。
       在他们的努力下，交大民众夜校成为了全市最好的夜校，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工人和干部。远近许多工人和失学失业青少年慕名而来，到了1947年7月，学生人数发展到了450多人。
       五月运动后，斗争更加尖锐紧张，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1947年7月，穆汉祥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他是当时交大第一个出身工人家庭又做过工人的学生党员，由上海学委吴增亮同志发展入党。第二年4月，穆汉祥介绍周蔚芸加入了共产党。此后，他先后在夜校发展了五名党员，建立了夜校党支部，为党开展徐家汇地区工厂、里弄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8年5月，穆汉祥担任交大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不久又负责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他从一个爱国青年、民主革命战士，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